伍连德抗击东北鼠疫

清朝末年,伍连德率领防疫人员成功抗击了东北大鼠疫,写下了中国近代防疫史上的灿烂一页。

1910年10月,两个中国伐木工从俄国回到中国境内,来到边境小城满洲里。几天后,两人相继死去,同住的几个房客也很快死去。而在去世前,他们都出现了发烧、咳嗽、吐血等症状。在这样一个偏僻的边境小城,这件事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在官府登记造册后,几个人被草草埋葬。没有人会想到,一场夺去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便由此开始。

这场鼠疫最早在俄国境内的中国伐木工中传播。沙俄当局迅速焚毁了死亡者的住处和物品,并将剩余的中国工人赶回国,疫情也随之扩散到中国境内。从满洲里开始,疫情迅速席卷整个东北。尤其是到1910年11月8日,疫情传播到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哈尔滨,更加不可收拾。据当时的《大公报》报道,1911年1月23日-2月3日,仅傅家甸(今哈尔滨道外区的前身)就因鼠疫死亡572人。

令形势雪上加霜的是,疫情发生时临近春节,大批在外者纷纷返乡,加剧了人口流动。同时,作为当时中国铁路网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东北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进一步为鼠疫的扩散提供了条件。而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和俄国又在东北疯狂地争夺势力范围。鼠疫的发生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机会。两国都以清政府无力进行防疫为名,要求独立进行防疫事务,进而实现对东北的独占。

1910年12月,清政府外务部官员施肇基收到日、俄两国要求独立进行防疫的照会。施肇基曾是中国首任驻美大使,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他深知一旦答应这一请求,无异于将东北的主权拱手让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控制住疫情,从而不给日、俄两国以口实。可如果没有具备相当的现代医学知识的专门人才主持,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此时,施肇基想起1905年出国考察途中遇到的一个人。此人是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还是一位有强烈报国热情的华侨,他就是伍连德。伍连德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在今天的马来西亚。他从小成绩优异,1896年获得英女王奖学金资助,赴剑桥大学医学院学习。1903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回到马来西亚行医。1907年,正在创办新政的直隶总督袁世凯邀请伍连德去天津,担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经过思考,伍连德放弃了家乡的安逸生活,踏上了报效故国的旅途。到学堂后仅仅数年,伍连德就培养出了一批医术精湛的学生。施肇基希望伍连德前往东北主持防疫工作。可是,如果伍连德答应前往东北,将使自己直接暴露在死神面前。因为鼠疫在当时是一种病死率极高的疾病,并且没有特效药。一旦感染,可以说必死无疑。但是,如果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很可能变成人间地狱。在这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伍连德答应了施肇基,与助手毅然踏上了前往东北的列车。

对于传染病的防治来说,摸清疫情的源头及传播途径是首先要完成的工作。唯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地展开防疫。但是,人们当时对这场鼠疫一无所知,甚至一度都不能确定这场传染病到底是不是鼠疫。这是由于传统的鼠疫称为腺鼠疫,它以携带了鼠疫杆菌的老鼠等为媒介,并实现传播。但是,在伍连德到来之前,日本细菌学家、腺鼠疫的命名者北里柴三郎组织人手解剖了3万多只老鼠,却没有发现一只老鼠携带了鼠疫杆菌。同时,以往鼠疫流行时会有大量死鼠。但在日常观察中,却没有发现死鼠。

对于初到东北的伍连德来说,解开这些未知之谜是必须要完成的工作。经过思考,他决定尝试从被感染者的角度切入,寻找突破口。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女子因感染而死去。伍连德决定立刻对尸体进行解剖,这是这次东北大鼠疫中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传统观念中,解剖尸体是大不敬的行为。因此整个解剖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连死者家属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伍连德抽取死者脏器中的血液标本作细菌培养。虽然条件简陋,伍连德还是在血液中培养出了鼠疫杆菌,从而确定了此次流行的疾病就是鼠疫。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传统的鼠疫。它通过飞沫等途径实现人际传播,而不需要以老鼠等动物为媒介,被感染者会出现急性肺部炎症。根据这些特点,伍连德将这次发生的鼠疫称为肺鼠疫。

由于和传统的认知有很大不同,包括许多同行在内的各界人士都不相信伍连德的判断。伍连德走访许多外国领事馆,介绍他的肺鼠疫理论,却几乎无人相信。一位叫哈夫金的外籍医生不认为鼠疫可以在人际间传播。他主管的传染病房内未设置隔离区,医务人员也不作任何防护。直到法国医生梅斯尼的去世,才使人们相信了伍连德的判断。梅斯尼当时担任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之前曾经成功在唐山等地控制鼠疫。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前来东北支援。但他也不相信伍连德的理论,并认为这是伍连德经验不足的表现,觉得自己更有资格主持防疫工作。然而,1911年1月11日,梅斯尼去世。6天前,他刚刚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接触了4名被感染者。而在他的身体内,检查出了鼠疫杆菌。梅斯尼的死令人们震惊,也使他们不再对伍连德的理论不屑一顾。在伍连德的坚持下,人们终于相信了他对于疫情源头与传播途径的判断,也使他成为了抵抗这场鼠疫的不二人选。

在确定了疫情的基本情况后,伍连德便紧锣密鼓地展开防疫工作。为防止飞沫传播,他很早就使用双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制成一种简单且易普及的口罩,以隔绝传播。在梅斯尼去世前,伍连德便建议医护人员和民众佩戴这种口罩,但没多少人采纳。梅斯尼去世后,口罩的作用凸显出来。人们纷纷戴起口罩,进行自我防护。这种方便实用的口罩后来受到业界的普遍认可,被称为“伍连德口罩”。

除了强化自我防护外,其他一系列的防疫措施也在伍连德的主持下相继展开。伍连德提出分区防疫计划,并首先在傅家甸地区实行。整个傅家甸被分成4部分,每部分由1位高级医务官负责,对所有房屋进行检查。发现的被感染者送往新建的专门医院治疗,家属及密切接触者送往专门的隔离区。每日对房屋进行消毒,同时向主管医务官递交疫情报告。此外,还征调1160名步兵、600名警察,严格控制人员流动。每个部分的民众如要前往其他部分,必须申请特别通行证。步兵和警察也不得随意进入所负责区域,只能在规定的出入点作人员盘查。而根据收治病人的病情,伍连德还将医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等若干种;从而为不同病情者提供针对性治疗,也避免了彼此间的交叉感染。东北其他地区纷纷效仿,迅速建立起类似的防疫体系。

在伍连德的主持下,各种防疫措施相继展开。然而,令他感到困惑的是:疫情没有得到明显缓解。以傅家甸为例,日均死亡人数维持在约50人。最多的1天,居然达到183人。作为总指挥,伍连德认为必定还有巨大的防疫漏洞未被发现。他继续在疫区观察,希望能找到并弥补这个漏洞。

一天,伍连德来到疫区的一个坟场,看到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白雪覆盖的大地上,一具具尸体露天摆放着。经过询问,伍连德得知随着天气的转冷,坟场土地僵硬,难以挖掘尸坑。因此,大量的尸体便被随意放置在坟场上。早已确定此次鼠疫可以在人际间传播的伍连德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露天放置的尸体可能也存在大量鼠疫杆菌,是巨大的传染源。它的存在令防疫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条件所限,伍连德无法通过实验证实自己的判断。而且,疫情紧急,也容不得再作进一步验证,必须立刻处理掉这些尸体,而最迅速的办法便是集体火葬。可是,这一做法与中国传统观念存在巨大冲突。伍连德不敢贸然挑战这些观念,否则他此前也不会在秘密状态下解剖女尸。思来想去,唯有请清政府直接下令执行,同时要事先与当地人沟通,并邀请当地头面人物一同查看坟场。在伍连德向清政府上奏的同时,他们也积极向地方官员请愿,要求迅速火葬尸体。

1911年1月30日,清政府正式批准火葬尸体。次日,伍连德指挥工人用炸药爆破出大概可以装500个尸体的大坑。随后,分批将2200多具尸体放置其中,点燃煤油,予以彻底焚烧。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面临着巨大的感染风险。同时,大批民众目睹亲人化为灰烬,是否会引发骚动,也是未知数。在多年后的自传中,伍连德称焚烧尸体为整个防疫过程中“最紧张的一幕”。虽然有惊无险地度过,但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最终结果证明了伍连德的判断是正确的。据沙俄专家后来验证,鼠疫杆菌在极寒天气下也至少可存活3个月。焚烧尸体的效果也很快显现,1月31日的死亡人数便从最高峰的183人下降为165人。此后,这一数字逐渐下降。3月1日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降为0。此后,东北其他地区的死亡人数也相继降为0。在连续多日死亡人数为0后,各地区相继解除隔离状态。

在扑灭东北鼠疫后,伍连德还于1911年4月3日在奉天(今沈阳)组织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卫生防疫方面的交流。此后,伍连德又数次主持了对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成功防治;还参与创建了数所医疗机构。1935年,他还因在肺鼠疫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被提名角逐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人。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在连天的炮火中,伍连德无法再继续自己的事业。他回到出生地马来西亚,继续行医造福世人。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去世,享年81岁。(顾亚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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